继三明医改经验5年内实现全覆盖之后，我国医疗领域再迎重磅消息——放宽外商独资医院试点。
9月8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允许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
虽然外商独资医院不是新鲜事物，但通知还是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中外合资医院的管理者告诉“医学界”，这两天，身边有不少人都在咨询这件事，“大家主要关注两点：第一，是不是利好三甲医院的头牌医生，大家能流动起来了？第二，投资机会是不是来了？”
对此，医疗行业众说纷纭。不少人期待外商独资医院能够发挥“鲶鱼效应”，激活国内的医疗服务市场，让医生收入有所提升。但也有专家表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尚不成熟，外商独资医院仍将面临诸多现实与制度困境，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
国内医生也能享受海外高薪了？
看到放宽外商独资医院的消息后，某三甲医院主治医师的第一反应是，今后医生的就业渠道更宽了，尤其是对主任医师等资历较高的人来说，跳槽意味着翻倍的工资增长。
在社交媒体上，持这一观点的医生不在少数。较为典型的说法是，外商独资医院是头部医生多点执业和“飞刀”手术的新选择，将显著提升医生的收入水平；对年轻医生同样利好，因为大家可以跳出公立医院，换个更轻松的环境执业。
通常来说，外商独资医院定位于营利性医院，即为在华的外国人及其家属，以及中国的高收入人群提供高端医疗服务。这类医院普遍收费高、服务好、医生待遇高，符合国外私立医疗机构的基本特征。
但多名医疗行业的资深人士告诉“医学界”，对国内医疗格局和医生执业环境而言，外商独资医院的影响将会十分有限。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直言，大三甲医院的医生想过通过外商独资医院享受到国外医生的收入待遇，短期内依然“不太可能”。
在他看来，欧美医生收入高是因为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作为支撑，包括医疗服务收费高等，并且民众尊重医生，认为医生们拿高薪是合理的，“他们已经形成了支付习惯和认知判断。”
以美国2021年的一份报告为例，段涛介绍，美国医疗保健支出达4.3万亿美元（约合30万亿元人民币），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外商独资医院的收入构成也有所不同，可能高达90%都是固定收入，剩余10%是绩效。”
段涛认为，这样的收入结构能给医生提供安全的心理底线，不会因为生病、休假等原因出现收入骤降，“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土壤，谁要是说医院、医生赚钱，就像是犯罪一样。”
国内医院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对多数医生而言，公立医院所提供的平台和品牌优势巨大，是他们离开体制的最大顾虑。
上述中外合资医院的管理者告诉“医学界”，临床医生虽然有很多意见，但他们选择待在体制内的核心原因，源于外面的“好选择”不多，“这个‘选择’不仅是说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机构发展、业务模式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和个人对医疗行业的认知是否匹配。”
他希望，外商独资医院能够成为“搅局者”，为国内医疗领域带来一些新东西，包括新的技术、药品、服务流程、医患互动模式，或者是新型管理模式，“这可能吸引那些曾在国外进修、学习的医生们，去尝试一些在体制内想做又做不到的事。”
现实却是，我国外商独资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十分有限。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外商投资的医疗机构数量达到302家，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有188家是以轻资产模式运营的诊所和门诊部，外商独资医院仅有114家。
与全国超过上百万个医疗卫生机构相比，外商独资医院所占市场份额还非常小，难以对多数医生的执业环境和待遇产生影响，即便通知允许外商独资办医，但前景仍然未知。目前，真正与医生薪酬改革密切相关的，或许是三明医改的进一步推广。
就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消息公布的前一周，有关部门表示，将会指导其他省份每年选择2-3个地区为重点来推广三明经验，5年内实现全覆盖。业内人士指出，外商独资医院只可能影响极个别优秀专科医生，而三明医改所推行的年薪制，才是后续医改的重点之一。
并非首次提出，业内持观望态度
尽管对医生的影响有限，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消息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根据通知，此次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
在生物技术领域，通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四地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之后可在全国范围使用。
段涛认为，这是一个积极、正向的政策，有助于提升我国整体医疗水平。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和执行理事长蔡江南表示，在外部环境尚不明确的当下，扩大医疗领域的开放能够吸引外资，满足多元化的就医需求。
上述供职于某中外合资医院的人士称，自己具有外科医生和管理者双重身份，因此对外商独资医院抱有期待。“我可以通过更多平台，接诊到更多有支付能力的目标患者，并且外资也需要经验丰富、熟悉中国市场的管理者们，那就有更多的机会了。”
不过，受访专家均指出，自己对外商独资医院的落地持观望态度。他们提到，国内早在十年前就曾允许过外商独资办医，但外资办医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鲶鱼效应”。
2014年8月，我国曾明确，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等7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并将外商独资医院的设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
段涛回忆，2014年的文件发布后，上海确有几家外商独资医院在特殊条件下通过审批，建设在了开发区，“（医院）以恶性肿瘤、辅助生殖等专病作为业务重点，业务覆盖半径较大。”
“总体来看，在试点地区落地的外商独资医院并不多。”段涛认为，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外资可能不了解中国实际、无法理清具体细节等，“这些年，更多医院是以中外合资形式出现的，以便获得更多本地资源、解决一些运营难题。”
到2015年，政策发生转变。当年3月13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修订并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列入限制类。2017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的参与形式仅限于合资或合作。
CIC灼识咨询董事总经理刘立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当年收紧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政策试点，源于主管部门担忧这些机构可能难以纳入我国现行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甚至可能引发胚胎移植、器官克隆等医疗伦理问题。
总体而言，外商独资医院在我国经历了放松、收紧、再放松的过程。更早前，2000年规定外方在合资医院中所占股份最高不超过70%；2010年底，将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由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并逐步取消对境外资本的股权比例限制。
蔡江南表示，虽然目前允许外商独资办医，但落地的难度极大，外商未必有很大动力来华建设综合性医院，即便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非营利性专科医院，数量和规模也会十分有限，“对整体国内医疗格局的短期影响不会很大。”
在他看来，这绝非只是钱的问题。比如，外商独资办医很难聘请到头部专科医师，如果没有好的医疗专家，又难以吸引患者为昂贵的医疗服务买单，“没有专家，外商独资办医的影响力从哪来？”
仍有多项难题待解
这些年，即便是已经落地运营的外商独资医院，也没能在国内医疗市场上掀起多少波澜，相反，它们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
据《中国外资》杂志2015年报道，青岛首家外商独资医院正式开业后“水土不服严重”，由于缺乏社会医疗保险和相应的商业保险与之对接等原因，试运营半年来，这家医院每个月的门诊量在500人左右，难以与公立医院相比。
时任广东卫计委正厅级巡视员的廖新波则在接受《中国外资》杂志采访时指出，外商独资医院在设备报批、医保、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细则。他介绍，虽有部分外资医院试图引入境外的管理理念，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
廖新波认为，放行外商独资医院是好事，但所涉及到的远远不止发布通知的卫健委和商务部，还涉及金融、土地保险等领域。同时，外资办医还要适应中国内地的文化，国人也需要接受外资办医的理念。
以医院运行模式为例，美国看病就医按三部分计价，分别是医院服务、医生服务和检查检验，这三部分服务收费各自分开，医生的收入与医院的服务、药品的收入和检查的收入无关。而中国公立医院是通过医生提供廉价服务、各类检查和用药来创造效益，和医生收入相关。
“如果外资医院引进美国管理模式，医生提供优质服务，一个专科门诊平均费用150美元，医生一天看20个病人已经很累了，不可能像公立医院的医生看那么多病人。”廖新波认为，此时，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便会减少，但医院很难维持运转。
多名受访者还提到，人才和定价是摆在外商独资医院面前的两大难题。从用人上来看，国外引进和从国内公立医院“挖人”，是外商独资医院聘请医师的两种渠道。然而，既往规定，外籍医师来华执业面临着资质、年限、语言等诸多问题。
至于从公立医院“挖人”或是邀请医生多点执业，执行起来也并不容易。比如，知名医生难以舍弃公立医院等潜在资源，同时，医师自由执业和多点执业尚未全面铺开，成为阻碍外商独资医院引进专家、吸引患者的重要因素。
上述中外合资医院的管理专家还提到，外商独资医院想要维持运营，要么接通商保、要么靠个人付费。但截至目前，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保障有力、形式多样的商业医疗险，而这恰恰是医疗服务多元化的基石。
如果只针对个人付费，他担心大家难以对外商独资医院建立信任感，“如果大家都指望患者自费，那这事儿就很难规模化。没有新的赛道，大家就还是挤在一起、争夺同一拨病人。”
曾有外资医疗机构负责人坦承，受医生资源以及医保等限制，外资医院对国内大型公立医院并不构成威胁，顶多在牙科等高端专科医院领域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
不过，这些问题仍有希望得到解决。最新发布的通知提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具体条件、要求和程序等将另行通知。
